在咱们医药界，中药的“有效成分”是一个最具争议的话题，有些人把有效成分当成至宝，说到中药就必说有效成分，论文中没有有效成分他们就认为水平很低。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医根本就不讲究有效成分，许多药材的“有效成分”主要分布在药材的须须渣渣中，越细含量越高。那东西能用吗？

传统上，中药的确是不讲究有效成分。因为中药就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含有多种化学成分，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敢说他能把黄连里面的各种成分说清楚。再者，中药的疗效往往是多方面的，就一个麻黄，有发汗解表，止咳平喘，利水的作用，至今也没有人能把每一个作用与化学成分一一对上。发汗是什么化学成分的作用？止咳是什么化学成分的作用？利水又是什么化学成分的作用？没有人能说的清楚。

但是如今在中药界，只要是一提到中药的疗效，有些人总是想把它和有效成分联系起来。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有效成分”来自西方现代医学的概念，比如阿司匹林的有效成分就是乙酰水杨酸，药片里的其他成分全部是辅助性成分，比如淀粉，只是为了把它压成片子方便服用而加进去的。

下面我就来细细的说一说什么是有效成份。

上一讲说到，西方的古医学在近两干年前还是很先进的，可以说和当时的古中医有一比。但是由于对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学说的神话和教条化，之后一千多年出现了倒退，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所谓正统医学就逐步走向衰亡了。随之发展起来的医学是在解剖学、组织学、细胞学、微生物学、化学等等现代学科指导下的应用科学。到了上个世纪初，古西方的医学，包括四液理论，包括放血灌肠催吐的疗法基本上就寿终正寝了。

医学方面的问题我不是很熟悉，我重点谈谈药物和有效成分的问题。

当西方现代科学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开始注重分析动植物药中的化学成分，并且试图找到这些成分和疗效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被找到的就是罂粟中间的吗啡，发现它有很强的止痛作用，之后又发现了麻黄中间的麻黄碱，发现它有平喘作用。特别是柳树皮中的水杨酸，人们发现它有解热阵痛作用以后，后又对它进行了化学结构的改造，把邻羟基乙酰化，制成了大名鼎鼎的阿司匹林。

这样西方医学所赖以起作用的的药物的生产链就出现了:

把全世界各地古传统有疗效的的植物药和动物药用来提取分离出各种化学成分，再通过动物试验和人体临床的研究，从中找到可以起到疗效的化学成分，这就是所谓的“有效成分”。

有效成分可以拿来做化学结构的分析研究和改造，进一步发展出来新的药物。

西方的现代药学主要就是沿着这一条路走出来的。

这就是西方的生药学。

有些人误以为生药学是古老的西方药学，其实生药学这个概念在19世纪才提出来，因为它的基础学科是现代化学和现代医学。

下面要对两个词进行一下解释:

有效成分，就是可以影响和改变生物的生理生化状态，进而可以对疾病产生疗效的化学成分。

活性成分，就是可以影响和改变生物的生理生化状态的化学成分，包括有效成分，刺激性成分，和毒性成分等等。

现代科学认为，毒性和刺激性成分经过适当的调控或化学结构的改造也可以变成有效成分，进而成为保障人类健康的药物。

直到现在，这种对于活性成分和有效成分的研究长期被当成药学学科乃至生命学科发展的骨干学科，所以西方的SCI系统的“高档杂志”也把他们视为珍宝。

这也就是今天许多在搞中药研究的人纷纷都去搞活性成分和有效成分的原由。SCI这个“指挥棒”是到该被没收的时候了。

我这要纠正现在许多人的一个看法，现代科学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科学”。你看看现代科学的发展速度是那么快，简直是一日千里，这就证明现代科学离那个真正“客观存在的科学真理”还太远太远了，双曲线只有在逼近速度明显减慢的时候才是它真正“逼近”的标志。

想想我们今天是怎样看年前的科学的，再想想年以后的人会怎样看我们现在的的科学？大家也许就会明白了。

现代科学的特点是分而研之，越分越细。

古西方医学和古东方医学都是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古西方医学把人体分成血液质体，粘液质体，黑胆质体和黄胆质体四大类。

而中医则把人体分成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等几个层次来整体综合研究。

现代的西方医学已经从解剖学的器官，向组织，向细胞，并进一步向细胞里面的质体、线粒体、染色体等，越研究越细。

我们对中药的研究也是这样，细分到了每一个化学成分。其实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处在一个越分越细的时代。

当代科学的巨匠钱学森先生认为，这种越分越细的情况将在适当的时候会走向反面，回过头来去寻找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再从整体上去了解整个学科，或者是整个生物体的整体状况。

这就是钱学森先生创立的、并奉为一生追求的“系统工程学”。

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医学重新走向整体观，是世界医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整个科学界的发展必然。

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提出中医的整体观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以他提出来西医要学习中医，要尊重中医，针对当时西医界对于中医的误解和看不起，不愿意学习，毛主席措辞强烈地批评道:“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在毛主席思想的影响下，钱学森先生深入地研究了中医的理论，把它与自己研究多年的系统科学理论联系起来思考，指出“现代中医的看法又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医学的前途是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钱先生非常清晰的给我们中医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系统科学来攻中医现代化这个关是可以肯定的了，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战略。”

一个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匠，一个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巨匠，来强调西医要学习中医，西医要走到中医道路上来，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中医中药在未来哲学和自然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然而，正如毛主席所批评的那样，直到今天，以西医为主导的医学界对中医的认识还是那样的浅薄，以至于某些西医的代表人物会在公开的场合去批评中医的阴阳五行四诊八纲“不行”，要用所谓的“现代科学”去加以“改造”。

一场战胜新冠肺炎病毒伟大的人民战争以铁一般的实践证明了中医中药的伟大。可是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人在一再强调，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成功经验要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去验证。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实践居然要用理论去验证？

我们党多年坚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咋在他们的嘴里居然变了味儿？

与这个笑话相同的在我们中药界还有一个，就是中药疗效要用找到有效成分来验证。

小到一本杂志登的普通文章，大到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大凡没有提到有效成分的研究似乎就低人一等，甚至不能发表，学生不能毕业。原因很简单，大凡谈到植物药动物药西方人的SCI就要求必须有“有效成分”的验证，否则就没有“意义”。

这一点在西医西药的生药学上没有任何错误，因为如果找不到有效成分生药学的研究就没有一丁点意义，因为西医不用草根和树叶。

但我们研究的是中药啊！

不可否认的是“有效成分”的研究在现代医学(西医)界有着重要的地位。

用“有效成分”研究中药就麻烦了，研究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能给出哪一味中药确切的有效成分是什么。

正如清肺排毒汤对新冠病毒肺炎有效，就有专家说要用现代科学来验证，真是天大的笑话，现代科学连一味麻黄的有效成分到底是什么还搞不清楚，21味药一个方剂，还不够他们研究一千年。

一百年的中药“有效成分”之争的症结原来就在这里——要看你研究的是生药还是中药。看看我们近现代研究中药的鼻祖，无论是日本来归来的赵燏黄先生还是法国归来的叶三多先生他们修学的都是生药学专业，李承祜先生徐国钧先生楼之岑先生以及现在还健在的屠呦呦先生上网看看也都是——生药学家或者药学家，在我的印象中，他们没有一个自称是“中药学家”的（百度百科甚至没有收载“中药学家”这个词条），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都是在用西方生药学的方法在研究中药，研究出的最终成果也必然是化学药（西药）。

当然，这些老前辈在他们用他们的辛勤工作，为中药走向世界打开了窗口。他们坚持的有效成分的研究，从生药学的角度部分地解释了各种中药的疗效与化学成分之间的关系，为我们中药的未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了中医中药的伟大的力量，不断的为现代医药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屠先生的青蒿素研究，从有效成分到结构改造最后合成了一系列的高效抗疟原虫化学药物。诺贝尔奖的获得正是对这一切成果的最佳诠释。我们一些坚持传统中医的同仁应该看到他们的巨大贡献，对他们的工作加以肯定。

然而，由于现代西方医学和药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生药学在有效成分方面的研究远还未达到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医中药疗效的地步，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在用生药学方法研究中药的人必须有自知之明的地方。我本身也是一个学西药（药学专业）的学生，在教学工作中生药学也是我最主要的课程之一，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手头的那一点攀岩工具要想征服中医中药这座巨大的山峰，难度可能太大了。

最后我要再一次强调，实践是检验中医中药的唯一标准，不是什么现代科学，更不是什么有效成分。